APEC深圳观察:习想告诉世界 中国掌握着未来
11/18/2026 12:00:00 AM
在深圳东北部的一处建筑工地,往日此起彼伏的机器轰鸣声消失了,起重机和钻机停在原地。42岁的油漆工江先生躺在简易集体宿舍的床上,百无聊赖地刷着短视频。
对他而言,这并不是感到惬意的假期,而是被迫“躺平”的第四天。尽管这里距离即将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主会场还有十多公里,但该工地仍被下令临时停工。按照规定,直到11月20日会议结束前,他将有九天无法工作。
“我要养家糊口。本来这两年行情就不好,上半年就没怎么接到活,只能指望下半年多干一点。”江先生对BBC说。按他每天350元人民币(52美元)的日薪计算,这几天的停工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损失。
为了防止工人们因无事可做而离开深圳、影响后续复工,管理方要求他们必须“留守”在宿舍内,且每天都要用带有地理定位的水印相机拍照打卡,但工人们并未得到补偿。
江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为这场会议按下生活暂停键的人。对于这座习惯了建设工地和高速运转的经济之都来说,迎接外国领导人和代表团并不只是布置街道、悬挂旗帜那么简单。
多个区域的街头小摊贩被要求在11月11日至20日期间停工十天。国企和大型私企员工被要求居家办公。会场附近的部分餐馆和娱乐场所也临时歇业。
在以汇聚众多高科技企业总部而闻名的南山区,一轮市容升级刚刚完成,崭新的金属护栏沿着主干道整齐排列,将曾经随处可见、乱停放的共享单车“锁”在狭窄的框线内。
而越靠近福田的会议主会场,这场将汇聚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Putin)等领导人的两天峰会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就越直接。
与主会场深圳国际交流中心隔着香蜜湖相望的,是一片绿树环绕的高档住宅区。在峰会前,这里的道路旁摆满了鲜花和APEC的旗帜,随处可见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
在马路旁,王女士和她的孩子正在等候网约车,准备前往机场。她表示,他们打算自费去三亚玩五天:“听说老特(特朗普)都要来。我们把主场让给人家!”
多名当地住户证实,由于从家中窗户就可以看到会议场馆,他们被呼吁在这段时间前往外地旅游。若选择留在家中,则可能会有警察或其他政府人员上门,进行全天候看守。
“因为到时候这附近都会封路,干什么都不方便,更不用说还可能有人到家里来。”王女士对BBC说。“你也没什么选择。”
除此之外,管控措施也延伸到了线上。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收货地址一旦填写深圳,购买菜刀等刀具的订单便可能触发系统拦截,提示无法邮寄配送。
深圳交警还推出了“绿色出行”的申报活动,鼓励市民自愿承诺在会议期间放弃驾车、转乘地铁与公交车,以换取公交卡等礼品。官方媒体报道称,目前申报停驶的车辆已达150万辆。
深圳市市长李运上周六(11月14日)表示,深圳在筹备APEC会议的同时,采取了“柔性施策”,“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未来之城
不过,如果你认为这座2000万人口的城市将因此变得冷冷清清,那就错了。
每逢傍晚时分,海风轻拂过深圳湾波光粼粼的水面,沿岸一栋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化作巨大的光影舞台,璀璨的灯光随着激昂的旋律跃动。
广场上仍然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欢呼的市民和游客,他们置身于林立的摩天大楼之间。空中不时有送餐无人机掠过城市的天际线。
“深圳已经是‘全妆’上线了。”一名拿着手机的直播主对观众说着这个最近流行的比喻。“这里就是未来之城!”
深圳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起点。从40多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到近10年前其GDP首次超过毗邻的香港,它的故事一直被中共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就宣传。
“深圳是一个比其他地方都要充满激情的城市。”来自北京的创业者、34岁的黄大荣对BBC说。
“这边的商业气氛就是你有什么,我有什么,我们就很快交换。因为这里的人见过各种各样的外来者,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她说道。“甚至见一次面就能合作。”
黄大荣以前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在AI浪潮下,她和朋友今年合作成立了一家名为“奇异吸引”(StrangeAttractor)的公司,专注于数据采集,也就是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大模型提供训练所需的视觉和触觉多模态数据。
她的公司坐落在前海,这是一片填海而成的新陆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泥泞滩涂,只有零星的施工车辆和集装箱。但现在的前海据称已经云集了超过五万家科技企业,并被北京视为推动深圳和香港融合的前沿阵地。
这也正是北京最希望向世界展示的一面。
这种感受在APEC峰会的新闻中心更加明显。从能够制作冰淇淋的机器人,到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设备,再到提供给记者的电脑上预装的、由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开发的AI智能体,你几乎猝不及防地就被各类本土科技产品所包围。
新闻中心外,大巴不时驶出,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带往比亚迪、华为、腾讯等中国科技公司的总部,以及龙岗机器人街区等产业展示地。
这些被精心安排的参访路线勾勒出北京最在意的愿景——中国不再满足于做全球制造业的巨大工厂,也希望在下一轮技术变革中,从参与者成长为规则和产业方向的塑造者。
政治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经常往返深港两地。他对BBC表示,北京正在把深圳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新驱动力的“样板”。
“中国把APEC放在深圳是明显经过仔细考虑的,最重要的是向全世界送出一个信息——中国的经济有非常强大的支撑力。”丁学良说。
官方数据显示,深圳202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87万亿元人民币(5801亿美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到了GDP的4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到全市出口总额近一半。
黄大荣娴熟地戴上了橙色的手套,头上还固定着一台黑色的摄像设备。她说,这套采集设备可以记录佩戴者在工作中的动作,并将数据传回公司。
现实中的佩戴者可能距她万里之遥,分布在中国各地。修鞋匠、开锁师傅、理发师、花店老板……这些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劳动者的日常动作和轨迹,正在成为训练下一代机器人的素材。
“AI在哪里都可以做。”她说。“但我们研发需要的硬件,比如电池、摄像头、灵巧手的元器件和模组,只能在深圳和周边的产业带最快地找到。”
黄大荣说的,也是许多人认为深圳相比其他城市所独具的优势。这里的林荫道旁是世界级的科技企业总部,而周边的郊区,乃至附近的东莞、惠州等城市,则构成了庞大的电子制造和零部件供应网络。
“你要考虑的未来只有明天”
相比于严肃的古都北京和精致的“魔都”上海,深圳某种程度上像是美国加州与德州气质的融合。它欢迎科技和商业精英,但拖鞋短裤和电单车依然是这里的底色。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
从南部驱车向北,驶往宝安的沙井和松岗等地,高楼慢慢变成低矮的厂房。
在一处工业园区门口的招工栏前,小刘正在那里徘徊。23岁的他两年前来到深圳,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最近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物流公司负责打包电商包裹,时薪19元人民币(约合2.8美元),工资当天结算。
“找日结越来越难了,以前这里都贴满了。”他边说边指了指招工栏,上面只有两张招工启事。“而且基本上(时薪)20元以上的想都别想。”
所谓“日结”,也就是当日就结算薪资。深圳可能是中国“日结”工作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这里有着全球最密集的产品组装、模具、包装及供应链工厂,而这些工厂的用工人数受到新品发布或“双十一”等购物季影响极大,催生了大量的零工需求。
而中国网络上被称为“三和大神”的亚文化和迷因,让深圳的“日结”为外界所熟知,甚至对部分年轻人产生了号召力。
“三和大神”这一戏称最初源自深圳东北郊的三和人力资源市场。这里曾聚集着数以千计的求职者,他们以极低的开销维持生活,奉行着“干一天日结,去网吧玩三天”的生存方式。
2020年,当局将市场搬迁出去,并对原有的社区进行改造,许多年轻人分散到了不同的城中村和人力市场。三和市场虽然不在了,但这种零工文化在深圳不断发展,甚至变成了按小时计算。
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零工市场,谋求生计的行业也从工厂扩展到外卖、网约车等领域。
上个月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6至24岁、不包括在校学生的城镇青年失业率,在2026年9月达到18%的高位。这意味着,即便中国正努力培育新的产业,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
在路旁一家奶茶店,25岁的吴女士听着外卖平台不断播报的新订单,极其娴熟地拿出杯子、添加原料、摇匀茶汤,再迅速封口、贴上订单标签。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不一会儿,一杯奶茶便制作完成,等待外送员前来取餐。
她在2023年新冠疫情结束后来到深圳。四年来,她感觉她的工资“并没有涨”,但要赚到相同的钱,却要工作越来越长的时间。
“以前都是八个小时一天,现在都是10小时,甚至加班要12小时一天。”吴女士对BBC说。“多的时候我一天要摇800杯奶茶,下班后手真的都握不住东西。”
在打车回到市中心的路途上,网约车司机卢师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来自湖北的他原本拥有自己的小型蓝牙耳机工厂。但新冠疫情期间频繁的封控措施,加上愈来愈多竞争者涌入市场,使工厂利润大幅下滑,让他的生意难以为继。
于是,他在五年前加入了网约车司机的大军。他表示,这五年挣钱越来越难,因为单价越来越低。
“各行各业都卷死了。”他对BBC说道。“这个车是租的,租金和电费一天摊下来要200元,我要先开六个小时才能回本。后面才是我自己赚的。”
“你要考虑的未来只有明天。”他说道。
很快,市中心的水泥森林再次出现。远处,那座两天后即将成为全球瞩目焦点的会场,在夜色中泛着金色的光芒,仿佛一只大鹏正振翅欲飞。
11月18日,当各国领导人踏上红毯时,他们将看到一座经过精心准备的城市。道路整洁,交通有序,科技企业展示着最新产品,机器人也许会成为媒体镜头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角。
习近平希望告诉世界,中国掌握着未来。但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对未来有着不同的理解。
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它意味着机器人、AI和下一轮产业革命;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未来或许只是等待下一份日结工作。
中国以AI奇境接待各国领袖,但他们看不到的另一面是什么?
27岁的黄世华活出了自己的“中国梦”。
他在深圳一家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公司担任工程师。这座位于中国东南部、幅员辽阔的大都市,被中国宣传为高科技未来的启航之地。这个未来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本土创新所驱动。
无人机在天空中穿梭,为你送来晚餐;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你前往目的地的途中播放令人放松的音乐;机器人不仅会递上卡布奇诺,还会为你讲解咖啡豆的产地。
“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奇迹,”黄说。当时他身边的人形机器人正忙着冲泡咖啡和下棋。“许多来自中国各地、充满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都聚集到了这里。”
如今,他们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
中国人称深圳为“梦想之城”。这个称号名副其实: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深圳毗邻香港,也是数十年前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起飞的地方。
它的制造业产品谱系映照着中国的崛起历程:先是玩具娃娃,之后是电视机,接着是iPhone、电动汽车、无人机,而如今则是机器人。正是这些机器人吸引了黄世华和新一代心怀抱负的中国年轻人。
这些年轻工程师追逐的“奇迹”,正是习近平宏大中国愿景的核心内容。那么,还有哪里比深圳更适合作为展示舞台呢?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等人将抵达这里,出席一场全球经济峰会,而深圳也将成为焦点。
然而,这座光鲜亮丽的海滨城市还有另一面,而这正是他们无法看到的一面。当你离开高耸的摩天大楼,驶向沙井和松岗这些曾供应全球大量电子产品的地区时,你将会看到习近平治下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很艰难,”一名建筑工人告诉我们。“很多工厂已经搬走了,工人也失去了工作。”
中国仍然极其擅长制造产品,而深圳正是这一点的明证。但这座城市同时也保留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面临困境的迹象。房地产危机尚未结束,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这里是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即使在深圳,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也告诉我们,他的房子如今的价值只剩下最初价格的三分之一。
疲弱的房地产市场和低迷的消费支出意味着许多家庭正在减少购买。工厂愈来愈依赖出口,而许多制造商则削减产量、缩减规模、推动自动化,或搬迁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结果是,越来越多工人转向零工经济中的临时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薪酬较低、福利较少。
“深圳不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名40多岁、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卖员说。
“有人说深圳遍地是黄金,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这不是一座你来了就能出人头地的城市。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将一无所有。”
BBC在深圳停留了数天,探索中国发展进程中截然不同的两面:一面是人工智能所承诺的耀眼前景;另一面则是工人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在这个由人工智能创造的未来中找到位置。
星期三是跨维智能办公室里的三明治和珍珠奶茶日。
电梯里挤满了年轻工程师和开发人员,他们前往指定楼层领取免费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好为下午的工作补充能量。在前往餐点区的路上,他们穿过自己的创造成果之间:一台台真人大小的黄色机器人,其四肢占据了每一个可用角落。
“我相信在十年内,机器人将能透过承担高度重复性甚至危险性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人类,”黄世华说。这些工作可以是端咖啡,也可以是在矿场作业。而在这座未来实验室里,机器人正接受各种训练。当它们学习如何行动时,机械身躯会挥舞、抽动或踉跄启动。
对他而言,“深圳是另一个‘美国’。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年轻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并获得他们渴望的财富。”
这正是习近平希望听到的声音。他正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先进科技领域的领导者。深圳长久以来确实是一个寻找机会的地方,但黄世华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做得更多。
他们不只是想延续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
他们想要改变它。
除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之外,黄世华认为,AI还能帮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一个地球村。人工智能有潜力促进平等,而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平等前景,对我而言,是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他热情地微笑着,解释自己如何希望机器人能够透过重塑生产线,帮助非洲和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迎头赶上。
这种由科技驱动的乐观情绪瀰漫在整栋大楼里,但与深圳其他地方的不确定感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些地方,机器人还无处可见。至少目前如此。但这只是两者之间差异的第一层。
在黄世华所处的那一面深圳,科技和金融从业者晨运后悠闲步行上班,手中啜饮着一杯价格可能超过30元人民币(4.50美元;3.40英镑)的咖啡。
而在城市的另一面,电单车在街巷飞驰,街道两旁堆满了在工厂之间转运的货物,沿街小贩贩售着不到3元人民币就能买到的一整份辣味面食早餐。
在这座城市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外,50岁的卢女士一边把手机贴在耳边,一边右手拿着笔,左手从一名外卖员手中接过一个袋子。
她朝同事喊出四个关键数字,作为给另一名中国女子的指示。后者正等着搭乘电梯,把外卖送到楼上某位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手中。
这是赛格广场(SEG Plaza)外的午餐高峰时段。这栋70层高的大楼容纳了数以千计的租户。卢女士曾经也是其中之一。
“我以前在二楼经营一家小生意,卖电路板,”她说。“但现在做生意越来越难,租金也涨高了。”
深圳常被比作中国的矽谷。随着新资本不断涌入,租金一路攀升,挤压了较小型、较传统企业的生存空间。50岁的卢女士一直找不到其他工作,直到外卖员向她提出一个点子。
等待电梯往往要花上半小时,对于希望尽可能完成更多订单的外卖员而言,这意味着白白损失收入。于是,卢女士成为这个不断演变的零工经济中新出现的一环。
“外卖员把餐点送到大楼门口,我们接手再送上楼。外卖员每单付给我们2元人民币,”她解释道,脚步始终没有停下。外卖员每单可赚4至8元人民币,因此卢女士能分得他们收入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午餐高峰期只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果他们使用我们的服务,就能完成更多订单,而我们也能赚点钱。但市场不好。现在我一天大概只能赚200元人民币。”
据估计,约有2亿名中国劳工,如今依靠某种形式的零工工作维生,约占中国城镇劳动力的40%。深圳许多外卖员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选择临时工作,是因为工厂提供的机会已不如从前。
“我们必须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一名外卖员告诉我们,“而不是等着环境来适应我们的需求。”当时,一群外卖员正在一家电子烟工厂门外等候接工业配送订单。
其他人也点头表示认同。另一名外卖员说,他几乎没有选择:“我有两个孩子要养,不能停止工作。我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
固定工作通常要求缴纳社会保障和退休金,这会减少实际到手的收入。但零工工作意味着更多现金收入,以及更灵活的工作时间。
“大多数工人更喜欢有固定期限、但时间较短的工作。这让他们可以随时辞职离开,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他们并不想成为正式员工,”职业中介李晓和表示。
近来,他愈来愈多地在路边竖起广告牌,招募工厂临时工,从事小型电子产品组装工作,时薪约22元人民币。
不过,中介行业本身似乎也正面临市场萎缩,一些曾经的店面已经关闭,这也是传统制造业下行的另一个迹象。
“我们的生意或许不像以前那么乐观了,”李晓和坦言。“我们能够感受到深圳正在经历转型所带来的影响。”
这种转型令人难以忽视。
在这座城市海滨一处专门打造的“人才公园”里,无人机在绿意盎然的园区上空嗡嗡飞行,俯冲、穿梭,将餐点送往专设平台。游客高举手机,捕捉它们带着午餐降落的画面。
“这太神奇了。这项技术真的很棒。我真希望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服务,”一名加拿大游客兴奋地说。我们点的咖啡,配送费为5元人民币,仅用了15分钟多一点就送达。无人机平稳降落,我便能取走自己的订单。
“我听说很多年前,深圳还是一个渔村,”来自越南的安乐(Anle)说。“哈,已经不是什么渔村了。”他笑着说,同时为自己和妻子下单,让无人机送来奶茶。
尽管眼前展示了种种巧思与创新,但这更像是在展示技术能做到什么,而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现实。这类配送服务目前仅能在特定地点使用,而且会在当地时间晚上8时停止运作。无人驾驶汽车也同样带有新奇色彩,乘客需要透过另一个应用程式叫车,而且它们甚至会在途中提供按摩服务。
夜幕降临,在千百盏闪耀灯光的映照下,无人机又扮演起另一种角色。它们在公园上空飞行,提醒人们遵守秩序,不要惹事生非。
远离璀璨的城市天际线,工人们聚集在塑胶桌旁,光顾供应平价火锅和海鲜串烧的餐馆。
这条街上也有较高档的餐厅,但它们同样受到冲击。一名餐厅老板告诉我们,由于工人们不愿在晚餐上大手大脚消费,生意下跌超过70%。
许多人已在这里生活数十年,包括58岁的建筑工人吴先生。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向外资企业开放深圳后不久,他便从四川来到这座城市。
他是数百万来自较贫困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之一,他们来到这里,在生产线上工作或建造摩天大楼。如今,他们仍然持续涌入。
我们采访的所有人都来自外地。他们往往每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居住在共用宿舍里,支撑他们的是稳定工作和体面收入的希望,好让他们能把钱寄回家给家人。
对这些工人而言,新冠疫情似乎是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中国制造业跌至历史低点。
“疫情之后,我们的工资至少下降了三分之一,”吴先生回忆说。而在那之后,工资一直未能完全恢复。
“我会继续工作,”他补充道。“只要一直工作,就会有收入。工资多不多?没关系。只要一直工作,就会有收入。如果经济放缓,我们大家都会慢下来;如果经济增长,我们大家的日子都会变得更好。”
数十年来,深圳一直兑现着它的承诺: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就会改善。
但如今,在这座正被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重新定义的城市里,这个昔日的承诺似乎不再那么牢靠。





